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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冠疫情的發生，成為我們家有史以來最糟糕的噩夢，”Krystell Peralta告訴《溫哥華太陽報》。 早在疫情之前很長一段時間，Krystell的家人就在抱怨George Pearson護理中心的護理品質了。該中心是由溫哥華沿岸衛生局（Vancouver Coastal Health）直屬經營的長期護理機構，為有複雜護理需求的人提供服務。 以上圖片來自於 “Vanfun溫房”
Krystell的弟弟Kevin Peralta就住在那裡。8月23日，他死於脫水和多處感染，年僅28歲，英年早逝。 五年前，因為患了無法手術治癒的腦瘤，Kevin無法動彈，無法說話，只能夠眨眨眼回答問題。Peralta一家人知道Kevin的死是不可避免的。 但是沒想到，他會死得這麼痛苦！家人們為Kevin生前所受的折磨傷心欲絕。 “我的弟弟沒有死於腫瘤，” Krystell說。“他死於疏忽、缺乏照顧和絕對的孤獨。” 在2015年確診腦瘤之前，Kevin在SFU學習生物化學，並於4月畢業，積極準備醫學院入學考試，他本該有大好的前途。 以上圖片來自於 “Vanfun溫房”
然而造化弄人，Kevin確診了腦瘤。緩慢生長的腫瘤離他的腦幹太近，無法完全切除，原本外科手術有望使他再多活二十年。 但天不從人願，腫瘤復發了。2016年8月，曾經充滿活力、熱愛嘻哈舞蹈的Kevin進入George Pearson護理中心，他已經動彈不得，也無法說話。 Kevin有一個鼻胃管（輸送營養）和人工氣道。他患有糖尿病，並且由於腫瘤位於垂體上而會經常排尿，因此他會出現脫水的風險，以及如果尿袋不經常排空，就會尿路感染。 原本Kevin的父母Cres和Florencio在每個工作日下午3點至9點半、每個週末的下午1點至9點，都會去陪兒子。姐姐Krystell在不上班的時候也會去看弟弟。 以上圖片來自於 “ Vanfun溫房”
三月份疫情爆發，BC省的護理中心都被限制訪問。 Krystell說：“如果我的父母每天都在那裡看著兒子的病情，他或許不會走得那麼早。” 溫哥華沿岸衛生局在一封電子郵件聲明中說，由於患者的隱私和機密，他們無法對Peralta一家人做任何直接回應。他們表示慰問，並表示會認真對待患者提出的所有問題。 但是Krystell說，每當她想為弟弟討個說法時，護理中心的工作人員都試圖讓她閉嘴。她被指責“太緊張”，作為一名護士，她應該保持冷靜，知道護理工作的艱辛。 Krystell和弟弟的關係比大多數人都親近，接受採訪時，她正在弟弟的墓地。 以上圖片來自於 “ Vanfun溫房”
當初隨父母從菲律賓移民到溫哥華時，Krystell只有10歲，Kevin只有5歲。當他被診斷出患有腦腫瘤時，Kevin指定姐姐在他失去行為能力後，替他做決定。 疫情封鎖時，家人探望Kevin被拒絕，後來經過不懈爭取，允許父母每週探訪三天，每次一個小時。 但是， Krystell被不允許進入。她被告知，因為她在醫院工作。7月底，Krystell最終被允許每週探訪兩次，每次一個小時。 在疫情後她的第一次探訪中，她向工作人員指出，她弟弟的耳朵腫脹、發紅，並有很多分泌物。但沒有人理她。 以上圖片來自於 “Vanfun溫房”
8月14日，Kevin發生嘔吐。當天晚些時候，當他的父母終於趕到時，他們的兒子被嘔吐物覆蓋，嘔吐物還阻塞了他的插管。 他被送往急診室，因為吸入性肺炎服用了一些抗生素，接著又被送回了護理中心。 三天後，Kevin的耳朵變得更糟。他的生命體征不佳且不斷下降，又被救護車送回了急診室。一天后，家人同意將Kevin搬到臨終關懷室。 家人覺得，至少在那裡他們可以和他在一起，握住他的手，並確保他走之前不會太痛苦。三天後，Kevin安詳地去世了。 以上圖片來自於 “Vanfun溫房”
Kevin去世後，這家人才發現自己並不孤單，有很多家庭也對GPC的護理品質提出了質疑，並且出於對親人健康和安全的擔憂，他們也在苦苦乞求，能去探望家人。 跟Krystell一樣， Agnes Cayer也覺得他們被欺負了，並認為他的親人可能在護理中心遭受了痛苦。 疫情封鎖之後，Cayer的兄弟Eric Wegiel在30天內，從護理中心去了醫院三次，得了三種不同類型的感染。之後，護理中心允許在他的房間裡安裝攝影機，這樣家人就可以在封鎖期間監視他的護理情況。但是工作人員一直用毛巾蓋著攝影機。 以上圖片來自於 “ Vanfun溫房”
巧合的是，就在最近，監察員Jay Chalke發表了長達42頁的報告《有效投訴解決系統的指導原則》。 Chalke表示，恐懼報復、怕被貼上麻煩製造者的標籤、語言障礙、殘疾等原因，阻礙了人們投訴，只有一小部分BC人抱怨公共機構，更不用說長期護理院了。 Chalke寫道，由於這些障礙，“不應將單個投訴視為反常現象，或沒有代表性”。 相反，他說，一次投訴應該“被理解為，潛在地代表了大量沉默但不滿意的服務使用者。” 當Krystell閱讀Chalke的報告時，她哭了。 “每當他們（GPC管理人員）稱我在無理抱怨時，我都試圖向他們解釋，我的抱怨代表我的弟弟，應該被視為建設性的批評，以改善對我的弟弟和每個人的照顧，”她說。 “我和弟弟最終想要的，是改善所有人的護理品質，尤其是那些沒有發聲的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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